西方哲学东渐，是中国走出封建社会、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重要文化现象，它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浪潮中，具有核心的地位。
西方哲学东渐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东渐过程中，虽然几代中国学者冲破各种阻力，为引进、传播、消化和摄取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独立的研究，在理论上深浅不同地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国的仁人志士对自己民族命运的理解，以及他们面临时代的挑战作出的反应。而且，它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变革、建构体现现代精神的新哲学，对于观念更新、思想启蒙和文化变迁，对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推动现代化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就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东渐来说，传播的过程很不顺利，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被人为地打断，只是到临近世纪的末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实行，才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当然，引进一种国外的学说究竟能起什么作用，既取决于这种学说本身有没有合理内容，也取决于中国学者对它的理解与阐发，以及中国社会对它的需要程度。就是说，实际作用的发挥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不过，从社会发展的某些外在表现看，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这种学说的输入和影响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五四”前后，在西方哲学纷至沓来的过程中，最为壮观的莫过于“民主”与“科学”思潮的传播。然而在地广人众的中国，真正接受德赛二先生的究竟有多少呢？否则，几十年后，为什么人们还在呼唤“民主”和“科学”？又如，在输入西方的各种先进学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选择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然而它在中国却一再地遭到扭曲、变形，甚至发生了“十年动乱”。这充分说明，西方哲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东渐，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来的不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成了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但是要使它进一步中国化，仍然是当前我们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我们不仅要看到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过程的曲折以及社会作用发挥的有限，还应该在更深的层次上挖掘导致这些现象的内在根源。其中，主要是把它和中国的现代化乃至全球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因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时代主题，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发生的一切现象，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个主题有关。西方哲学东渐不但是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需要发生的文化现象，而且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考察，它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但两者命运相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仅以20世纪下半叶为例：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处于片面或偏颇、或被“左”的思想支配的时候，西方哲学东渐便难以取得进展，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便处在困难或徘徊的境地。而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得到恢复并全面得到贯彻的时候，西方哲学东渐就兴旺繁荣，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则随之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这说明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哲学东渐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两者的关系如何处理，不但直接影响到它们各自的命运，而且由此派生出其他一些问题。其中重要的有：西方哲学东渐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变革、与哲学为社会全面进步服务、与繁荣社会主义的学术文化事业，都有着至关紧要的联系。如果通过严肃认真的反思，对这些问题能够取得清醒的认识，那么，就有可能以崭新的姿态去迎接21世纪中外文化、中西哲学在更大规模上的交流和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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